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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相亲公园图鉴:有人坚持5年【图文】

   2023-12-08 15:21:05 互联网258商务网4
核心提示:中山公园的相亲角,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处,每周四和周日下午,超过八千份征婚启事在这里等待配对,数百名家长在此寻找、驻足。北京还有两个...

中山公园的相亲角,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处,每周四和周日下午,超过八千份征婚启事在这里等待配对,数百名家长在此寻找、驻足。

北京相亲公园图鉴:有人坚持5年

北京还有两个同样出名的相亲角——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。这三处相亲角开放时间不同,相错开放,涵盖一周七天。除了三大公园,海淀公园、朝阳公园等北京公园,也都有或有过相亲角。

相亲公园的共同特点是女生简历极多,能占到八成以上。另一方面,各自也有差别:中山公园规模最大,外地人也最多;天坛公园的北京本地人最多;玉渊潭公园的年龄层要更小,甚至“连00后都有”。

有人避之不及,有人则成了“相亲钉子户”。最后,无论人们常去的是哪一个相亲公园,一旦卷入这个系统,时间久了,就会慢慢被它改变。

“我好像一块挂着的猪肉”

35岁的北京人张阵,已经相亲了不下一百个女生了。

他自己只去过一次相亲公园,但却早已是北京各大相亲公园的“老熟人”了。因为绝大多数时候,都是他妈妈去跑公园,他本人并不需要出现。张阵体重两百多斤,他说自己一定要找个瘦的。在公园里,他妈妈碰到合适的女生就会上去搭讪,介绍儿子的情况——老北京人、有房有车、年薪三四十万。然后,给女生看照片,同意之后,再约见面。这样的过程已经重复了无数次。寻找结婚对象就如同长跑,他们家这一跑,就是五年多。

这些年,张阵几乎试遍了所有相亲渠道:相亲公园、亲戚朋友介绍、相亲网站,就连“婚姻中介的盈利模式都要摸清楚了”,红螺寺、广济寺(主求姻缘的寺庙)都去了,连家里的冰箱贴都是月老。相比这种种渠道,最便宜、最直接、也能在短时间接触最多人的,无疑是相亲公园。在北京,作为传统,也作为公共空间的一种,不少公园都承载了相亲的需求。但论及相亲规模,中山公园、天坛公园和玉渊潭公园则排在前列。

不过,尽管相亲公园有诸多优势,但只去过相亲公园一次的张阵,却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。那一天,他站在相亲公园里,满眼都是地上的一张张A4纸,短短数十字,囊括年龄、户口、学历、收入等多个维度,几十年的人生就被压成了一张纸。他觉得自己“好像一块挂着的猪肉,被挑挑拣拣”。

11月初,我也来到了中山公园去体验相亲。中山公园的相亲角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处,每周四和周日下午,超过八千份征婚启事在这里等待配对,数百名家长在此寻找、驻足。

进门向北走,尽头处是一道带拱门的石墙,像一道围城,隔开两个世界。跨过拱门,我才理解了张阵所说的“被挑挑拣拣的感觉”。这里在很多方面都像一个集市。大爷大妈们或支个马扎,或靠树根一站,摆摊一样,面前齐齐地码着一溜A4纸(相亲者简历),“摊主”热情地招呼着逛摊驻足的人。

一个坐拥十几张A4纸的大爷,向面前男孩的家长推荐,先是脚尖一点——“91年北京女孩”,男孩家长嘴角向下摇摇头,“大了”;大爷又把脚尖一挪,点点“94年央视京户靓女”,家长扫向纸面下方的择偶要求,轻皱眉头。大爷见状紧接一句“可以聊一聊,主要看缘分”。

除了有着热闹气氛外,正如集市上可以对商品进行评论,在相亲公园,但凡是写在A4纸上的条件,都可以被围观、审视、评价。

比如,老北京人赵建国,就在他人的指点下,不断修改着儿子的简历。今年六月份,他看报纸上说中山公园有相亲角,寻摸着给28岁的儿子找对象。他文化水平不高,让打印店老板帮忙编了一段“描述”,一张纸密密麻麻,介绍了儿子的年龄、职高学历、柜台工作,详细得连职高读了几个项目,在阿迪达斯站柜台,都一五一十写了上去,右上角还印着儿子照片。

有热心家长看了直摇头,指点他:北京户口要在开头点出来;不用放照片,“这都没有用”;内容不要太啰嗦,“哪有人有工夫看这么细”;不用写专业,“就写专科大家就了解了”。

于是,一顿修改下来,简历上短短五十个字,就总结了儿子28年的人生和婚姻期待。

赵建国去的次数多了,有的家长给他透露了更多信息。不只中山公园,北京还有两个同样出名的相亲角——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。三个公园的相亲角开放时间不同,相错开放,涵盖一周七天。

他也发现,这三个公园的共同特点是女生简历极多,能占到八成以上。另一方面,各自也有差别:中山公园规模最大,外地人也最多;天坛公园的北京本地人最多;玉渊潭公园的年龄层要更小。赵建国逛中山公园和天坛公园时,儿子算年纪小的,可到了玉渊潭,发现更多比儿子还小的,地上摆着96年、97年的,“连00后都出来了”。

对于给儿子找对象这事,赵建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。他原本坐公交车去相亲公园,有一次钱包被偷了,从那以后,腿脚不好的他开始蹬自行车去相亲角,连下雨天也要去,挨个相亲公园转悠,“多来看看,没准遇到合适的呢”。

但很显然,找到合适的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在这背后,也有时代的隐忧。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,2022年,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683.3万对,跌破700万对,较上一年减少80.3万对,下降约10.6%,结婚率已经连降九年。而北京的结婚率要更低一些,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23》,2022年北京的结婚率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五,仅为4.18‰。

哪里人?

在北京的这些相亲公园里,婚姻是可以被量化的,各种资源也是能被置换的。人们的搭讪也因此拥有了固定的模式,一般从一两个问题开启,比如,哪里人?

“哪里人”的问题,几乎算是个前置问题。很多时候,只有当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,后续的对话才能进行下去。

一开始张阵也是如此。五年前的时候,那会儿张阵才30岁。当时,张阵妈妈发愁起儿子的婚姻,对未来的儿媳妇有许多要求。他们一家都是老北京,其中最主要的要求,就是要求女方“必须是北京本地人”。

显然,户口是一种资源。以2023年为例,北京申报落户人数超十万,仅6003人成功“上岸”,且要求颇高。对于想拥有北京户口的普通人来说,结婚几乎成了最容易实现的方式。

30岁的南方女生王清,毕业于一所985院校,工作能力强。今年她想跳槽,好几家公司想挖她。不过,最后对方HR一听她未婚未育,就没了下文。

起先,王清没当回事,加上她所在的部门没有经理,她很有希望升职。但左等右等,一直没动静。直到有一次闲聊,总监感叹“感觉你总有一天是要离开北京,回老家的”。她这才不得不开始考虑“定下来”的事。她当周就直奔天坛公园,目标明确,对方最好有北京户口。

不过,在相亲公园,同样是北京户口,背后体现的价值也有分别。比如37岁的吴川,今年刚从老家浙江调到北京工作,工作会解决户口。他很想结婚,所以进京的第二天,他就带着印有“新北京人”几个醒目大字的简历,去了中山公园。

可到了公园,吴川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他看到,有的简历择偶要求里,明确写着“要身份证110开头的”,这就排除了他这类新北京人。

相比之下,在北京相亲公园的评价体系之中,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很多时候显得颇为尴尬。33岁的甘肃人李林,在相亲公园和家长们的聊天几乎不会超过两句,因为一旦得知他是外地人,家长们就会眼含失望地结束搭讪。有时甚至女方家长们一听他的口音,就掐了话头。

而京房,作为京籍的连带资源,通常也一起出现。但也有着细分要求,有的简历还明确印着“要房子在朝阳区、东西城区、海淀区的”。

赵建国就吃了这个亏。他在西城区买了套两居室回迁房,打算自己和儿子一起住,今年六月刚装修完,心想总算在主城区有楼房了,这才敢动身去相亲角。

可到了相亲角才发现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”。女方家长问得很细,不仅得有房子,房本上的名字还必须得是儿子一个人的。但是,平房拆迁,写着儿子名字的那套房得过两年才能分下来,女方家长一听,扬起嗓子,“过两年哪行?这根本不算”。

赵建国很感叹,因为他自己年轻时,和父母一起住,“屋里拉个帘就能结婚了”。

被年龄捆绑

“哪一年”在相亲角也是个重要问题,一般紧随“哪里人”之后。而这个问题通常和女性紧密捆绑。

张阵妈妈已经放弃了大多数条件,但有一个条件是张阵着重强调过绝不能让步的:女方一定要30岁以下。

说服过程并不容易,在张阵妈妈原本的一套严苛筛选条件下,竟真的找来了一个符合条件的,可张阵一联系,女方四十多岁,回去一问,张阵妈妈摆摆手“凑合一下也行”。

早些时候,张阵根据A4纸上的内容,特地做了一个PPT,取名“相亲纲领”,还列了个EXCEL表格,表格里列了三大考察维度:硬性价值、软性价值和情感价值。他拿着手机一条条跟妈妈解释,外貌、身材、生育能力等都是硬性价值,张阵在PPT里写下结论:随年龄增长(价值)下降,通常男性下降平缓,女性下降迅速。

要么找个比自己还有钱的,要么找个年轻的,张阵眼神恳切,“总得图一头吧”,比自己小五岁——是张阵能接受的女方年龄上限。

对于年龄的审视,也是许多去过北京相亲公园的人,体验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时代里婚姻价值评判的缩影。

“女性的价值随着年龄迅速下降”,这个观点作为一种刻板成见,几乎成了相亲公园的共识。在公园里,常常汇集了非常多优秀的女性简历。家长们一聊起女儿的条件,眼里是藏不住的骄傲——有的一路读到985院校博士,有的是大厂高P,还有在北京有两套房。一位大叔提到自己37岁的女儿时满脸的宠爱,“她可漂亮了,上学时还是礼仪队的呢”,说着就掏出手机给大家看照片。

但家长们的骄傲,会在听到有关年龄的评价时戛然而止。这里的女性绝大部分都是80后,是相亲公园系统中所谓的“大龄剩女”。有人颇为尖刻,“感觉37岁已经不是女生能挑的年纪了”;还有人直接吵了起来,一个“摊主”在摆摊时说了句“女孩四十多岁没嫁人,父母肯定‘不着调’”,旁边一个四十多岁女儿的父亲气得大口喘气,满脸通红,跨步到摊主跟前指着他鼻子理论。

在相亲公园,年龄直接指向的是生育条件。37岁的新北京人吴川,刚到天坛公园没多久,就坐在石桌边和一位阿姨对着简历攀谈起来。桌上摆着他和一个91年女性的简历,身旁还站着一个头发半白的大爷,胸前挎包上别着89年女儿的简历。如果把搭讪比做简历初筛,吴川现在已经进入了面试阶段。

他的择偶要求严格框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(几乎比他小十岁左右),原因只有一个: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生育条件最好,“除了年纪,什么都不看”。他进一步发表演讲,“在这里年轻就是降维打击”,学历、工作都不重要,他拍了拍简历,“只要年轻”。

身边的两位家长频频点头,“这说得在理”,聊到最后,两位家长像遇到知音一般希望吴川能和自己的女儿约个饭“劝劝她们”。

有的人把生育问题直接搬到了台面上。天坛公园过道站着一位“钉子户”爷爷,嘴里吆喝着“免费男人白送”,他从2007年儿子离婚后就在相亲角“驻扎”,一待就是十多年,儿子如今已快五十岁,有房有车,国企工作,对女方的要求简单粗暴:不管多大,只要还能生孩子就行。

“子宫是在婚姻中出让的最大资源”,另一位女生周成,觉得在相亲公园里很多人评价她,都是在判断她的生育能力。不得已,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计划:两年内结婚、生子,33岁前恢复完,这样就能赶在35岁跳槽升职。于是,像打怪升级一般,结婚、生产都成了计划的一部分。

她像找工作一样去找对象。去相亲公园前,她会分析自己的条件,劣势是没有户口,年龄卡在30岁,“有点不上不下”,但优势是气质、谈吐和教养。为了展现优势,她制订计划:画个淡妆,本人去,当面和家长沟通。

这个方法也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。因为有些男生的家长不喜欢年纪太小,所以,那些儿子在1986-1992年的家长愿意和她聊聊。

相比之下,对相亲公园的男性来说,年龄太小的反而不受待见。

有一位37岁女博士的母亲来逛相亲公园,女儿一直都在忙学习,发文章,一路读到博士,如今当上研究员。生活中的异性不多,也几乎没有和异性相处的经验。这位母亲说,女儿“非常单纯”,最好找个比女儿大五岁以内的。

还有一个东北阿姨给自己40岁的女儿找对象,女儿一直忙工作,没想着结婚这回事。她希望男方比女儿大7岁以内,这样“更会照顾人,难道要找个小的养着他么”。

就这样,在相亲公园里,男女两方出现了供需不平衡,像在空集中寻找。与此同时,人们不断降低的结婚意愿,也让这种找寻变得更加艰难。

比如,世纪佳缘发布《2022-202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》显示,76%的男性认为婚姻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,而只有56%的女性这样想。分学历看,随着学历升高,女性心中婚姻的必要性明显下降。

对于相亲角的女性来说,婚姻确实不再像原本那样重要。一位逛相亲公园的女生用二次函数Y=aX2+b做比喻,a是工作,不能为零;b是婚姻,如果有,这条函数线就有了更多可能,但没有b也没关系。三十岁时,她用工作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套小公寓,就是保证当b=0时,自己的人生一样继续。

爱欲之死

婚姻与爱难以分割,但在相亲公园,“爱”这个字眼几乎从未被提起。

在相亲公园,我见到了37岁的吴川。得知我想记录北京相亲公园故事的愿望后,他与我有过一次对话,这次对话,也展现出他的相亲方式,以及他对爱的态度。

谈话间,在听到我问“爱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”之后,他像是听到了一个惊天笑话,嘴巴大张做出“爱”的口型,似乎由于太过震惊,他迟迟没有出声,伴着讽刺的眼神僵了好几秒,最终带着不可置信的语气说:

“爱?(此处拉长)成年人不谈爱情。”

在对话中,吴川还展现出了一种聊天模式。他试图说服我:作为一个外地姑娘,想在北京活下去,只能通过“结婚改变命运”。

他眼睛向上看,思考间,嘴里念叨:“你是1998年,属水,摩羯座。”然后突然眼睛转向我,斩钉截铁说了一句:“走钢丝!”

他的意思是,我未来的人生“会像走钢丝一般”——如果闯过去了,在北京会过得很顺利;可要是闯不过去,就会很痛苦。末了,他还说,“你把握不住生命中的贵人”。

后来,在听了很多相亲公园的聊天之后,我才发现,这种对对方的“打压”是普遍的,而且通常会包装在“为你好”的糖衣之下。公园里的家长们也会不自觉地采用打压技巧。比如有位叫徐南的32岁女生,在天坛公园时就遇见一个大爷,大爷掏心窝子地给她提建议:外地姑娘别太挑,有个京户京房就行了,“别把自己耽误了”。

她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,大爷的儿子各方面条件都比她差很多,大专学历,身高一米七左右,“就只胜在京户京房”。

在这里,最重要的事不是爱,条件才是。而与外部的打压相对,有的自身优秀的人,甚至还会故意打压自己,让自己显得更加“亲民”。

比如徐南,她就从不和别人讲自己出国交换过,也不说自己在老家已经买了一套房,就连年薪也会故意少报几万。她觉得,刻意隐藏锋芒,才能显得“不容易脱控”,因为“家长们都想找稳定,能过日子的”。

不过,在相亲公园,有一条不容侵犯的底线,就是可以适当夸大,但不能撒谎。不过这一条属于道德标准,遵守全看个人。

赵建国也干过欺骗的事。开始跑相亲公园之后,最初每次只敢坐在玉渊潭相亲角的入口,不敢向里走,“人家都学历高,还够不上那个圈”。

有个家长给他出主意:把学历写成大学生。后来,学历一改,果然有人联系,一个中央财经大学的女生跟儿子聊了两天,还挺投机。二人约在奥森公园见面,可儿子等了两个小时都没等来。回来后赵建国一分析,“是不是女孩发现了”,儿子也想起,对方问自己哪个大学毕业的,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

那之后,赵建国立马改了回来,不敢再谎报条件。

在《爱欲之死》一书中,韩炳哲也论述了当今社会里爱的消逝。“是什么将爱置于濒死的边缘?自然是当今时代的个人主义,一种将一切事物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必要性,一种可定义当今社会所有个体自私行为的逻辑。”从这个角度出发,韩炳哲探究了纯粹之爱遭遇的多种多样的威胁,“导致爱情危机的,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,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。”

不过,从另一种角度来讲,相亲公园的存在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,因为爱过于抽象和不可控,如果只看条件,操作性要强得多。

比如相亲了一百多次的张阵,现在已经有了熟练的方法论。他用面试来定义相亲:三面定生死。一面看“货是否对版”,二面看聊不聊得来,三面就能决定要不要深入了解,他能在三面内迅速判断yes 或 no。

经历太多次之后,张阵变得愈发缺乏耐心,超过朝阳区的相亲对象他已不愿考虑,“太远了,最好是下班了顺便见一面”;初次见面也从请吃饭变成了喝咖啡,高效,还省钱,聊尬了立马结账走人,“像完成KPI”。

困在无风之地

在北京,无论常去的是哪一个相亲公园,时间久了,人们卷入相亲公园的系统,也会慢慢被它改变。

张阵妈妈原本就定了很多标准:北京人,身高170cm以上,工作稳定……结果,一年一年过去,儿子迟迟没结婚,张阵妈妈越来越急,“都要病急乱投医了”。

如今,她放弃了这个要求:“我们对户口都没什么要求,俩人聊得来就行。”

身处其中,每一次不愉快的相亲体验,都是一次对人的观念的塑造。有一次,一个相亲对象直接给张阵甩出四个指标:外地人、性格内向、国企体制内、身材瘦。张阵纳闷:自己明明一个都不符合,怎么还能见上面?这不是浪费时间吗?

才见第一面,就被“迅速且直白地拒绝”,张阵心想,“我也干脆直接点”。

于是,张阵开始掰着指头跟相亲对象辩论:就算北京2300万人,26-35岁之间的男性也就50万人,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就算按照1/5来算,也只剩下了10万。而在这10万人中,还要筛掉已婚、有女朋友的。最后在剩下的人里再挑选出身材瘦、性格内向的外地人,“还能剩下多少?”

这还不算完,哪怕上述“硬性”条件都满足,还得看两人聊不聊得来。这些条件就像木板一样,“如果把每个木板都合上,就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水桶”。

还有一次,他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北京本地人相亲。对方是京东的中层,二人家庭资产状况、年薪都相当,但见了不到五面,女方就拒绝了自己,还用了很多张阵听不懂的互联网行话。他知道,自己像一个项目那样,被对方否定了。

他又得出新的结论:门当户对的女性多半看不上自己,只能“向下求”。从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中,张阵觉得自己认清了许多道理,其中的重要一条,就是要学会妥协。现在他只要求两点——30岁以下、瘦。

而在相亲公园,这种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拖延下去的焦灼,使得这种“向下”的妥协,成了常态。许多家长们也在不断“向下”。一个来相亲角四年多的阿姨,原本想给女儿找个没有婚史的,最好是北京人。如今,四年多下来,条件降成了“有婚史也行,只要没孩子”,不是北京人也没关系,“人好就行”。

尽管相亲公园有时候令人体验不佳,但客观来看,相亲公园的存在,的确是一条亲民的婚姻之路:成本低,范围大,还相当便捷。

熬着熬着,相亲的家长们都熬成了摊主。有些家长说,什么方法都试了,才会被摆到这;还有一位女生觉得,不想再谈没有父母支持的恋爱,而相亲公园是先见对方父母,这更省时;还有的家长则是资源有限,只能寄托于相亲公园,自己一有空就会来逛,这是他为子女唯一能做的努力。

也确实有人在相亲公园成功了。在社交平台上,不时有这样的分享。比如,有人和妻子通过相亲公园相遇,已经在一起五年多,还有了小孩,在社交平台上感叹“相亲角也有靠谱的”;还有的人,记录自己和男朋友从暧昧到确定关系的过程,她在相亲角和男朋友一见钟情,“第一次勇闯相亲角就遇到了crush(心动对象)”。

十一月中旬的一天,一股冷空气席卷而来,气温也降到了零下。中山公园的相亲角旁有一个商店,来逛相亲角的父母们都挤在商店里搓着手取暖,每张脸都是布满皱纹,冻得红红的,互相聊各自的情况,不时冷得吸几下鼻子。“都是为了自家孩子。”对来到相亲公园的父母而言,给儿女找对象似乎变成了退休后的“再就业”。

有人甚至从个体熬成了职业的。比如,在中山公园,有个身着短绒中山装的爷爷,人称“老吴头”。老吴头体型瘦弱,随身携带的书包被简历撑得鼓鼓囊囊,比身体还要宽上一倍,背在身上,把身体压得歪向另一边。

五年前,他带着儿女的简历来这里,儿子一下就找到了,女儿却迟迟找不到。有家长拜托他帮忙带简历,五年下来,手里已经积攒了几百份简历,“里面好几对都成了”,但自己女儿的婚事依然没着落。有人会拿他逗闷子:老吴头,你要是卖废品,是不是能换两条中华烟了。

某种意义上,随着时间的推移,像许多因为各种原因期盼婚姻的人一样,他也被困在了相亲公园里。每天,老吴头都会扛着书包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,辗转各大公园——就像是上班。

这并非一段轻松的旅程。正如35岁的北京人张阵所经历的那样,他不断地寻找,不断地否定和自我否定,然后又不断的再出发。有段时间,他开始自我怀疑:“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?”就连相亲标准,甚至也进一步放低了——

“女生就行。”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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